（五）大力加强人民调解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机关不服的话，是否可以诉诸法院挑战行政法官的决定仍然存在疑问。不过，即使目前个别州以行政法院来命名行政法官集中使用的机构，其仍然是隶属于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大陆法系的行政法院或者英国法上行政裁判有着本质的区别。

与之相伴的是有关行政法官独立性与专业性问题的争议长期存在。主任将该决定起诉到州地区法院，但是起诉被驳回，因为法律中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对行政法官决定提出挑战。  注释: ①本文使用行政法官包括概指美国法上的administrative law judges, administrative judges, hearing officers。(16)在这一阶段，行政法官对伤残问题进行的是重新审查式的考量(a de novo reconsideration)。而同时，之所以不设立行政法院，是想让行政机关控制行政裁决的政策形成，因此行政法院并不适合美国。

(33)在判决中，最高法院还认为将行政法官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类比为专家(a special master，通常被法院任命来调查某项事件)与地区法院的关系是不正确的。未来如何解决该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与反思至于培养的内容与目标为何，恐怕在本条中很难得到明晰化的解释，这就需要把思考的方向转换到国体Ⅰ的相关内容上，而在笔者看来，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可以对培养的内容与目标做出解释，并且核心是有关爱的规定。

[⑦] 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85页。因此，我将八二宪法正文归属于第二个阶段，而将修正案归属于第三个阶段。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同时，若将第一条视为对中国经济制度的规定，也需要跨越诸多条文，需要给出精确的立宪技术解释。

[18] 《宪法》最后一章中关于国旗、国徽和首都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宪法建构的人民共和国这个抽象的政治有机体提供一个可供感觉触摸的身体。试想：如果政治主权系统不强调受教育是公民的一项宪法义务从而加以强力规制，那么，其还能通过什么更有效的手段确保公民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接受进而巩固国体Ⅰ的存续？在这一意义上说，这种内涵的受教育义务并不是一种自我义务，而是一种对他义务。

陈端洪教授基于中国宪法序言最后一段关于根本法的陈述并结合宪法文本的其他内容，按照优先顺序提炼出中国宪法内含的五个根本法，即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现代化建设、基本权利保障。其二，若将宪法典总纲的第一条规定的性质视为一种总括性甚至统摄性规定，就需要解释该条同临近条文及相关条文的逻辑关系，其中最为需要考虑的是宪法典总纲第二条和宪法典总纲中的第六条至第十八条的内容[35]。[42]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开出的药方是：在政治上，树立或建立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通过政治革命剥夺剥夺者。比如蔡定剑教授认为受教育权是仅次于生命、自由和财产，以及人格权的一种权利，[70]然而，为什么对于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不做出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的规定呢？为什么不再来一次宪法创新呢？很显然，仅仅从重要性角度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

[40]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人们看到了被剥夺的、异化了的工人形象。对国体Ⅰ的三维解释   就国体Ⅰ而言，其核心内容就是执政党、人民政协同阶层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在制度上的体现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第三层是今天主流的自由主义宪政传统，表现为依法治国、私有产权和人权保护，而这个传统与前两个传统在思想基础和政治伦理上，都存在诸多的抵牾。有关政体Ⅱ的核心宪法规定就是现行宪法典第三条，其内容为： 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58] 其次，爱基本上是主观的。不仅在于政治关系，而且还在于政治关系中的政治主权关系。

中国宪法（典）面相   认真对待宪法这一表述的内涵可谓极为丰富：一方面可以表明倡导者对于宪法文本及宪法制度的重视，否则，就可能陷入宪法虚无主义的泥潭。这种结构性面貌则是中国宪法典所特有的，同时，这种二元性的结构性面貌也使得中国宪法（典）具有了更加复杂的面相。

其三，通过五个根本法内容的剖析，将中国宪法在整体上定位于政治法，并进而指出了中国政治立宪主义的发展方向。[⑤] 上一款的内容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18] 强世功：《立法者的法理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07—108页。对国体Ⅱ的三[61]维解释   就国体Ⅱ而言，其主要内容是以人大为核心的一府两院同公民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社会关系。事实上，民国之初，社会各界也表现出对宪法文本及宪法制度的重视与所持有的热望。在对政权组织形式、政体和国家结构等概念做出梳理和辨析的基础上，[80]刘茂林教授认为： 政权组织形式是有关国家权力在归属已定的情况下，在不同国家机关之间进行权力配置以保证国家权力有效运用的政治制度。

参见翟志勇：《英国不成文宪法的观念流变—兼论不成文宪法概念在中国的误用》，载于《清华法学》2013年第3期。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为了更准确、更简化地使用政体或政权组织形式这一概念，也有必要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摘除出去，并将其置入国体内涵之中。笔者对中国宪法典的解释类型主要属于后者。

就宪法典第三条的具体内容说来，可从四个方面做出解释： 首先，第1款规定了在治理主权系统中各个国家机构的权力来源和权力运行的总体原则，或者说，任何治理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服从这一原则。这就是受人民监督的基本要义。

[52] 郎咸平、杨瑞辉：《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资本家对产品的占有即是工人与产品的疏离，是一种异化。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3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这一表述，无论是在语词上还是逻辑上，都与《中国共产党章程》极为类似，也与宪法典序言中的相关表述极为相近。翟志勇博士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除去修正案）归置在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宪政方案时期。

[39] 这一表述至少包含了下列重要信息：第一，公有制当然是与私有制相对立的概念，或者说，就是要通过公有制来消解私有制。[72] 实际上，富勒教授所说的愿望的道德就是人或人类的自我义务。

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同时，把宪法典或人民共和国同人相类比也是不恰当的，因为人在根本上是一个整体概念，而不是有机物的那种把生命力连续不断地分配给它的组成部分的内涵，因而，这种类比是不恰当的，是蹩脚的。

从形式意义上说，这种有机体式的解读极为精致且浑然天成。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之间存在着截然的断裂，即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断裂，四个修正案和八二宪法之间虽然不存在截然的断裂，但却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开出了新的宪政观。宪法早一日公布，则约法早一日废止，法律增一分健全，则国家增一分治理······约法不得已而暂复，宪法即不可以多延，速开国会，速开宪法起草委员会，速开宪法会议，速定宪法。夫妻双方有计划生育的义务。

这里且不论导致这种相近或相近的根本原因，而只是要指出：人民政协与各社会阶层之间的连接纽带所具有的特点，即这种连接纽带同中国共产与各社会阶层的连接纽带具有同质性和同构性。这种判断充分地体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如下表述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在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事业、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基础上，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为实现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任务而奋斗。

从整体上看，它主要包括：（1）根据权力运用和实现的需要，依据一定标准对国家权力进行划分。所谓权力的运行原则，核心是要回答权力的运行方式和运用技术问题。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设想和展望之四是对国家建设赖以依托的宏观政治制度的坚持（第十段）。